八十年代一首诗（２）

　(四)
　　
　　诗集编好了，找谁写序呢?
　　我想到了被称为中国诗歌评论家第一人的北京大学教授谢冕。作为“三个崛起”理论的主要论家，遭受官方压力的谢冕教授，在中国诗坛可谓举足轻重。
　　谢教授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现代诗歌名篇欣赏”课程。由于选课的人很多，给外校的旁听者提供了机会。我在人民大学校门口，搭上332路公共汽车，混入课堂听课。据我观察，一百多人的大教室里，坐在后排的大约1／3的听众，都并非北京大学的学生。
　　有一天，下课了，谢教授正在收拾讲义，准备离开。我抱着编好的诗稿，走上前去，自我介绍，并请求谢教授帮忙写一篇序言。
　　谢教授说：“我最近很忙。这样吧，稿子我先拿回去看看，两个星期后给你答复。”
　　一周以后，下课了，谢教授走到我的座位旁，拿出一个旧的牛皮纸信封，说：“序已经写好了，我留了底，这是我老伴抄下的，你看能不能用。
　　三千字的长序，标题(《雨季已经来临》。字体秀丽、一笔一划。
　　谢教授是这样写的：
　　程宝林诗作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以现代人的心胸，拥抱着并融化了绵延数千年的民族心理文化传统的因袭。他能以青春的流行色调、当代生适的节奏感来再现这片古老土地以及吾土吾民的淳厚乡风民俗，并把二者加以融会贯通：体现出独创性。
　　程宝林以经过精心锤炼加工的提高了的口语化语言，以流动的活泼的节秦，平易地展现了当代大学生的生活的情感。他以同代人的身分，表现同代人的民灵世界，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成就。”
　　这篇序言，发表在1985年4月8日安徽“诗歌报”的头版头条。
　　两年后的1987年，我已经毕业分配到四川日报工作。谢冕教授和夫人，到拉萨参加“雪域之光”诗会后，途经成都返京，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宾馆。我提着一瓶四川名酒，去看望他们。谢教授写序之后，我们便再无任何联系，替我抄写序言的师母，更是从未谋面。三人正在交谈，忽然，服务员来敲门，说楼下大堂里，有北京来的重要电话，找谢冕夫妇接听。当时，宾馆房间里，还没有普及电话。
　　我们交谈的客房桌上，放着一个信封，一些钞票露出来，大约有300元左右，大概是两位老师的旅费。我看得出来，师母临出门时，略为犹豫了一下，不知道，将这个初次见面的年轻人单独留在这个桌上放着钱的房间里，是否妥当。
　　谢教授也看出了师母的犹豫，说：“走吧，有宝林在屋里，放心!”
　　给我的诗集写跋的，是诗人李小雨。当时，我已经在《诗刊》发表了好几组诗，都是她的责任编辑。
　　热情、诚恳、鼓励和希望，洋溢在她的每一句话里。
　　诗的末尾，记下了写作日期：1984年12月25日深夜于北京。
　　圣诞节的半夜，这个快要临产的诗歌编辑，给一个大学生的诗集写跋。最令我感动的是，不久，她竟然挺着大肚子，换乘几路公共汽车(80年代初，北京公共汽车的拥挤程度，居全国之冠)，在严寒路滑的北京，从虎坊桥的(《诗刊》编辑部，找到西郊白石桥路的人民大学，将跋文送到了我的宿舍。不巧，我尚未回宿舍，同学替我收下了这篇诗。
　　在奉行利益交换原则的今天，这样的事情，完全不可思议。
　　但是，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诗坛上，这样的事情却很多、很多。
　　
　　(五)
　　
　　1984年的寒假来临了。我的亲戚，嘱咐我给印刷厂的厂长送点礼。我推着自行车，龙头上挂着两只老母鸡，后架上，驮着一袋糯米。路上泥泞，无法骑行，我必须随时拿一根细棍子，清除车轮上的泥巴，才能将自行车推走。30里的土路，从乡下到小镇，我走了几乎一整天。
　　当天晚上，在“黄叔叔”的陪同下，我参观了这家印刷厂。它的名字叫“荆门市装潢彩印厂”。一切就绪，1000元预付款已经交给工厂，当晚开机。
　　在这位叔叔家吃过晚饭，我们来到位于郊外的印刷厂。当印刷机开始飞速旋转时，我走到厂外去散步。那是江汉平原的腹心地带，土地肥沃。这时，大雾升腾起来。在弥天的大雾里，行走着一个正等待自己的诗集印刷完毕的22岁青年人。我突然觉得，青春是这样美好，还不曾体验过的爱情和激情，是这样美好。
　　“我对世界怀着难以抑制的情欲。”
　　这样的诗句就涌上了脑海。
　　20多天后，开学了，我带着200本书，坐公共汽车到了武汉。
　　找到分别在中南财经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读书的同学王长城、范军。他们买了红纸，写了广告，抱着书，来到武昌火车站的一盏太阳灯下，开始卖书。
　　我很骄傲：前者，现在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教授、系主任；后者，是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出版社社长，虽然我，什么头衔都没有。
　　第一本书是一个旅客买走的。定价九角，他给了一元，叫我们不要找零。
　　后面的故事，我已写在散文《旅途卖书记》中， 就不重复了。
　　我回到大学后，20包书也已托运到了北京海淀区。我到大学的食堂里，找到负责人，说明原委，食堂负责人慷慨地借给了我一辆平板大三轮。我从未骑过这种车，居然骑得非常熟练。在同学的帮助下，顺利将书运回宿舍。
　　那一天中午，全班同学一起出动，在学校食堂前面，出售诗集《雨季来临》。
　　同学们常在校刊上看到我的诗，一看广告，马上将食堂前面的马路围得水泄不通。
　　限额出售300册。300册在40分钟内卖光。
　　至少有一半的书款，是学校的菜票，要拿到后勤处，兑换成现金。 国际经济系一位写诗的美丽女生，陪我去北京大学卖书，限额为100本。
　　同样水泄不通。我们在食堂开饭的半小时里，卖光100本，去北大后勤处换了现金，回人民大学的路上，在黄庄，路过川蜀饭店。美丽女生说：“我们进去吃饭。”
　　她点了鲍鱼，七块钱一份，真贵。
　　我在一篇散文《珍贵的饭菜票》中，写过这个女孩子。
　　听说她也在美国，我们却完全无法联系了。
　　青春和诗，曾经在我们的心里，烙下过永远的印记。
　　前不久，在美国马里兰大学任副教授的一位人民大学校友，路过旧金山。分别20多年，异国相逢，吃饭时，他突然拿出一本《雨季来临》。书已经变黄，封面也破损了。他说： “当年买书时人太多，没能找你签名。现在，请你补签一个。”
　　这位校友叫钟梦白。
　　
　　(六)
　　
　　不久前，在网上，认识了陈善XUN先生和潇湘子女士。前者，是老诗人郑玲的丈夫；后者，是老诗人弘征的夫人。
　　诗经里说：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
　　我没有琼瑶可作回报，只有一颗崇敬、感恩、祝福的心。 我不是象牙塔里自我陶醉的诗人。我是大地的诗人，是民间的诗人，是人的诗人。
　　高扬人的旗帜，是我全部文字的核心。(2007年2月13日，无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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