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商学院什么时候能成为国际顶级商学院

归根到底,商学院是属于教授的,对一家成熟的有历史的商学院而言,如果一名院长不能得到教授们的信任、推崇,无法凝聚教授团队向同一个目标前进的时候,他注定要离开。

　　前些日子有消息说,上任两年的IMD（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院长John Wells辞职了,Robin Buchanan 在伦敦商学院呆了一年半也不干了,Frank Brown,INSEAD的院长也将于首个5年任期后不再继续任职。

　　“非学术背景”院长,是这三家商学院的共性。毫无疑问,这三所位于欧洲的独立商学院都相当成功,它们拥有世界级别的企业赞助伙伴、每年数千万欧元的高层经理培训项目收入,一流的教授团队,令人羡慕的硬件、软件,客户口碑;良好的现金流。作为独立的不依附于大学的商学院,人们寄希望于这些商学院能够在管理上有所突破。

　　事实也证明,显然一个“职业化的”院长会给商学院带来不一样的领导力变革:比如,伦敦商学院主管高层管理教育的副院长被炒,IMD甚至有教授被炒,INSEAD的全球化策略和双校园的管理变革等等。

　　与这三家学院任用纯职业化的院长不同的是,哈佛商学院最近也是前任院长任职期满,新院长上任,但这家全球最知名的商学院可能会坚守一个底线,那就是永远不会请非学术出身的人做哈佛商学院的院长。

　　在基本上类似CEO的职业化院长与学术背景过硬的院长之间,商学院要作何选择？

　　教授面前“不吃香的CEO”

　　刚上任时,John Wells曾经踌躇满志,作为Peter Laurange的继任者,这个角色显然不容易,他面对的是教授团队和客户很高的期望值,毕竟Laurange做了15年院长,所有的体系、文化已然形成。

　　基于笔者对IMD的了解,John极有可能在以下方面没有做好:他本来打算至少做满五年的任期,这样离开肯定是出于无奈,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就是,他低估了教授们渴望被倾听的欲望,渴望被尊重,渴望参与决策的心理。

　　John很有可能认为他是来到IMD继续他的“CEO生涯”,2008年底他上任半年不到时笔者在他的办公室和他见面,谈到日本市场,他在一分钟之内从电脑中调出了关于日本的数据,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几家日本公司成为IMD的客户,对IMD的财务贡献金额分别是多少,哪位教授上的课,课程日期,历年分别有几位来自日本的MBA学生等等等等,如数家珍!

　　这些的确让我感受到他和其他商学院院长的不一样,职业背景决定了他关注与客户关系和销售结果。但是他肯定忽略了管理一家以做企业内训课程为主的商学院在本质上和一家公司是不同的,最大的不同是他不仅要面对客户,更要面对直接创造价值的教授团队,关注教授们的需求,他的准备是不足的;变化对教授来得过快会使教授的“自我”被伤害,教授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一个“外来者”不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在教授看来这是最大的不尊重。

　　而这样的问题很有可能也会发生在其他把自己角色定位于“CEO”的院长身上。毫无疑问,教授们可以把“神”请进来,当然可以在不满意的时候把“神”送走,想当初这一院长发表就职演说,教职员工拥抱全新的、非学术出身的院长,并渴望新的变化,到后来从期待到失望,我很难想象他们离开校园的背影,到底做好院长需要做些什么？

　　对上述三位“职业院长而言”,他们曾经给商学院带来了不同的价值,不管属于被迫辞职或被炒,表面上看来和很多职业经理人的际遇何其相似: 在老板、同僚很高的期望下来到公司,却无法融入公司文化,于是就力图改变现有文化; 大刀阔斧的变革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累积; 建立自己的变革同盟的同时和“保守派”、“怀旧派”、“老臣子”日益对立;到最终失去老板的信任。 IMD目前已经任命了Domique Turpin教授作为继任者,不知道这是众望所归还是命运的安排, 据我了解Peter Lourange刚离开时,Turpin就曾经是热门的人选, 他是一位服务于IMD二十多年的教授,对IMD的了解和忠诚度非同寻常。

　　称职的院长是啥样的？

　　商学院院长,应该是CEO还是教授？可能要回答一下下述问题:

　　商学院属于大学？属于校友？属于社会？属于政府？属于出资人？院长对谁负责？

　　若这些问题是在大学体系下则很简单,我们都知道答案。但上面的三所欧洲独立商学院则不然,有董事会或理事会或基金会,往往在选择院长时先征询意见,然后有专门的search committee（搜寻委员会）来完成任命。

　　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具备问责机制的治理结构,根本无法保证院长所作的一切决策都正确、正常,无法保证决策都对学院发展有利而没有一点私心杂念（院长也是人）。

　　在笔者看来,归根到底,商学院是属于教授的,对一家成熟的有历史的商学院而言如果一名院长不能得到教授们的信任、推崇,无法凝聚教授团队向同一个目标前进的时候,他注定要离开。否则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教授会私下里做很多不利学校的事情,他们完全可以做到而且丝毫没有内疚和负罪感。比如除了规定的工作量和研究任务以外去别的公司上课赚钱,当一个追求知识创造和教书育人为己任的教授变得非常需要用钱来衡量身价的时候,他其实对组织已没有任何归属感和使命感了,这正是院长离职的前兆。从过去的经验看,一名称职的院长必须具备以下素质和经验:使命感、责任感;成熟、正直、坚韧、宽容;必须是教授（海外名校博士毕业）出身而且应该是被学术界相当认可的教授,属于“圈内人士”;最好是出身营销、战略、组织行为学、金融财务等学科（因为这些学科研究的是管理问题,必须和公司企业打交道）, 而这是很多经济学出身的院长不具备的素质;丰富的经验、广受同事和学生的尊重、爱戴;筹资的能力(善于与校友、企业界朋友打交道);卓越的领导能力（不能像奥巴马那样光靠嘴,但演说能力要好）;广泛的学术网络,熟悉国际范围内商学院的圈子。

　　这肯定是非常理想化的标准。 如果我们拿上述标准看一下国内现在各大商学院的院长们,到底有多少院长符合这些标准？当然我们办商学院的历史实在太短,哪里来的师资呢？多数国内学校靠的是东拼西凑半路出家的老师,或者靠国外聘请“飞机教授”和一些“走穴教授”(在各家商学院都上同样的课程)苦苦支撑着教学,研究根本谈不上,我们具备培养管理类博士的条件和财力吗,他们毕业有人招聘吗？博士生导师合格吗？那些招聘回来的“海龟教授”留得住吗？我们到底招回来多少个在国外拿了终身教职的教授？以中国商学院对教授的需求量,把目前美国前50名的商学院华人教授汇总一下,就算他们全部回国可能都不够用的,可是为什么没有合格的教授我们却催生了世界上最大的EMBA市场呢？谁从高昂的学费中获益了？

　　上述这些问题,对中国的商学院院长不能不说是一张难以得到高分的考卷。不管是纯CEO背景的商学院院长,还是纯学术背景的商学院院长,若能够答好这张考卷,那么我们离建成全球最好的商学院可能就不会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