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海涛的嘴皮子翻滚得厉害，让人一看就有一种新东方老师的特质，而不是甫任不久的上海新东方校长。有人认为这是触及管理工作不到两年、接连升任的汪海涛所特有的东西。
对记者提及上海新东方的下一步战略规划，他只是低调地说希望把北京的经验带到上海来。但是北京和上海毕竟有地域上的差异，一个月来，他不断地和上海新东方的老师平易地沟通，泡在复旦周围的书店和上海书城里看书……３０岁的汪海涛希望尽快地熟悉和融入新的环境，“老俞（俞敏洪）和其他总公司领导不会给我太多的时间，还没等我完成角色转换，工作就已经压上来了，他们也不会具体指导我该怎么干，而是一直关注，看我到底行不行。”
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从新东方国内考试培训部主任，北京新东方学校副校长，一直到上海新东方的校长，汪海涛角色转换的速度简直让人难以想象。
这就是新东方的用人机制，从老师到管理层一以贯之。这也是新东方打破传统教育模式、成功走过１０年的核心内容。
三堂课的震撼
１０年前，北大二年级的汪海涛在北京市海淀区工人文化宫第一次听到了俞敏洪的课，此前他对这种被他的同学吹得神乎其神授课方式将信将疑。
“让我提前半个小时排队、体验北大开演唱会都比不上的拥挤，不就是一个托福学习讲座吗。”但是两个小时后，他说，“北大的老师没一个及得上。”俞敏洪的博学、庞大的词汇量、幽默风趣的教学风格，说学逗唱的演讲能力让他感受到什么叫“瞠目结舌”。
之后不久的北京图书馆报告厅……，汪海涛不断地去听新东方的讲座，１９９３年，他在北京新东方学校正式报了名，完整地体验了一下新东方的教育模式，“我突然发现不光是俞敏洪一个人那么优秀，优秀属于他们整个团队”，这让他第二次感觉到耳目一新，也让他开始真正怀疑自己接受的传统教育模式。
因为父母的身体关系，托福考了６５７、ＧＲＥ考了２２００多分的汪海涛没有选择出国，１９９５年他被北大保送直升研究生。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新东方里第二个影响他一生的人——胡敏。胡敏当时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老师，也是汪海涛爱人的论文导师，在读研究生的汪因此有机会和胡敏经常接触，胡问汪敢不敢去新东方上课。
“我在北大也有那么几年的教学经验，但对新东方的课堂却特别地畏惧，那种几百人大课堂的模式，老师真得把自己的能力挖掘到极限。那时候和大学生一起聊天，不知不觉就能聊到新东方的老师，有２０多个新东方天才人物在学生中口碑极旺，王强、徐小平……而自己学校的校长党委书记叫什么名字都搞不太清楚。”汪海涛没有十足的信心，胡敏鼓励了一番，就给汪安排了两次听课的机会，好去听听这课究竟是怎么讲的。
汪海涛很珍惜这两次被他视为“很好”的机会，“因为我要上的是新东方全新的课程，国内考试。”ＧＲＥ、托福的老师们已经总结出了全套的解题技巧、单词的记忆法，但国内考试一片空白，“我要学的是整个上课的运作模式。”
对于其他学生来说，这仅仅是新东方托福听力上得最棒的老师的一堂课，但对于汪海涛来讲，这不同于他之前在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５年上过的任何一堂课，他需要观察课堂上的每一个细节，从上课前一小时门口排起的长队，到课上完后所有学生都在那里回味不愿离开，尤其是老师对历年托福听力题倒背如流的细节，汪海涛说他感觉到了震撼和史无前例的压力。
但汪海涛还是去了，在去之前的一个月，他在北大的教学楼里占着空的教室，反锁着门一个人背题，回到宿舍对着镜子练口型，刚和爱人结婚就提出一个礼拜只见一次面。“我在模仿那个老师把题目全都背下来了。我跟我爱人说我讲不了这课，就不见面了，我不能上去充数啊。”
１９９８年的暑假，汪海涛第一次登上３００人的大课堂，他感觉他在发抖。不过在他讲完之后，汪发现第二、第三……堂课，学生们基本没有缺席，第一轮课程全部结束后，学生给了汪４．１分——新东方实行１—５分标准，３分为ｇｏｏｄ，４分为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５分为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老师得分必须过４分才算合格，如两次不过就得“下课”。“新东方没有课堂纪律，靠老师的魅力去吸引学生，在这里没有选择学生的老师，只有选择老师的学生，这也是新东方和其他学校的老师最大的不同。”
在之后的两年半时间里（在汪海涛走上管理岗位之前），他一直是国内考试部里分数最高的。
投身新东方的理由
１９９８年，汪海涛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在周末的时候去新东方授课。不知不觉，他把新东方那些活跃的东西带到了北大的课堂上，“学生们也特别认同，很想上我的课，系里也对我特别重视，重点培养我接触各种教务工作，不久任命我做了北大英语教研室的副主任。”
在他之前，俞敏洪曾在这个教研室干过。而２０００年，离职的压力、新东方的诱惑这次轮到了汪海涛。“一方面，新东方的课越来越多，一个周末要上７次课，周六１０小时，周日７个半小时；另一方面，北大在机制上的缺陷和僵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比如我需要６０个老师全工作量上课，但是学校只有３０个名额，只能让大批研究生来代课，但研究生又不把这个当作职业，教育质量就没法监控，加上每年不断地扩招，这种压力越来越明显，要想把北大的教育质量再提高一个层次的话，靠我一个已经做不到了。”
胡敏从最早和汪谈“到新东方来负责什么项目，做什么主任”，谈了整整两年，汪一直不为所动，汪说，北大的教授对他特别重视，北大英语系老师们对他有很深的做人做事的影响，那是非常好的团队，如果要他离开北大，也必须得满４年的服务期，他毕竟在北大的土壤上长大，不能一有机会就跑。
直到２００２年，汪海涛干满４年后，投身去了新东方，去找那种被他称之为“在北大找不到的”干事业的感觉。
正式加盟新东方就成为领导角色的汪海涛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老师谈心，“我在北大也教了那么多年书，知道没有一套监督和鼓励老师的体制，老师来上课拿了课时费就走，这是很难维持教育质量的。老师是我们的灵魂，教不好，整个项目就慢慢完蛋。”汪海涛深刻地明白为什么１９９８年的时候，俞敏洪一个人还要上１０堂课，“如果没有好的老师，他宁愿不要老师。”
在他负责的国内考试部，英语四级原先只有两个班，每个班两三百人，到了２００１年有了十几个班，２００２年是五六十个班，２００３年是１００多个班，而考研英语培训也在两年中逐渐战胜了大批对手，在北京做到了最大规模。
另外，这套针对老师的奖惩体制，在上海等等各个地方都在发挥作用，而不仅仅在北京。“新东方的规模和影响能做起来，是靠我们这些老师口碑影响的持续传播，而不是媒体广告宣传。新东方能走到今天的成功，核心的东西是独特的新东方励志文化，还有这些优秀的老师，从最初俞敏洪、王强、徐小平、胡敏，一直传承到今天这支强大的团队。”
上海战略
记者问汪海涛能给上海新东方带来什么，给上海市民带来什么？汪只是告诉记者，北京因为２００８年奥运会，英语学习和培训的市场已经热起来了，男女老少都在学新概念英语和各种课程的英语。北京每天报名新概念的人数，等于出国考试和国内考试的总和，几乎就是全民学外语，新东方也借此参与了很多政府组织的大型英语活动、竞赛、社区英语的推广，新东方现在在北京口碑卓越，已经深入人心。“上海和北京都有高素质的学生群体和学习氛围，机遇都差不多，上海有２０１０年的世博会，但我感觉还没有把这种通过学英语打造辉煌职业人生的气氛营造出来，现在上海的大学生是我们的主力，但是白领市场甚至更大范围的市民市场还等待我们去挖掘。”汪海涛没有正面回答问题，但他表达了上海新东方今后的重要战略目标。
“出国考试易受政策波动，基础英语和中学、少儿英语需要我们设更多的教学点，一些白领需要更好的授课条件和更多优秀的外籍教师，到２０１０年世博会有更多的人需要和外国人直接沟通，更多的职业人士需要中高级口译的证书，因此这些都是今后一段时期上海英语市场的特色。”
汪海涛显然是有备而来，新东方需要他将北京全民学外语的经验移植到上海来，在合适的岗位，发挥他最大的作用。
汪海涛：
１９７３年出生，北京大学英语系英国语言文学学士、英国文学硕士。１９９８年毕业留校任教，同年被评为“北大十大杰出青年教师”，１９９９年被评为“北大优秀教师”，历任北京大学英语教研室副主任、主任。２００２年离职加盟新东方，任北京新东方学校国内考试培训部主任，２００３年１月任北京新东方学校副校长，２００３年１１月任上海新东方学校校长。
曾执教四级听力、六级听力与考研写作。
兴趣爱好：古典音乐、作曲、弹吉他、游泳
个人信条：全力以赴，挑战极限
出版作品：《大学英语考试听力词组与惯用语冲浪》、《四六级考试听力题型与解题策略》、《听力考试中的信息预测》、《大学英语四级听力考试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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