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爱好将信息变成商品

来源：时间：2008-02-22 11:56:16

　　袁岳在1981年进入南京大学法律系。那是个迷恋福尔摩斯的年龄，他试图将自己的未来定格为侦探。在南京大学，他学过刑侦和法医，并有机会解剖尸体。在1985年，他被免试推荐到西南大学读硕士研究生。3年后，他到司法部做了一名公务员。但是，他的爱好最终改变了他的一生。
　　
　　接受了七年多法律专业训练，他选择了下海
　　
　　袁岳当时选择学法律，是因为看了福尔摩斯探案集，被里面的侦探故事所吸引，但真正学了才发现，法律学的大半并不是这个，与他当时选择的动机很不一样。同时，他所学的法律也与一般人学的法律不太相同，大部分人学法律是学了许多的条文，而他更重视研究法律背后的“动因”（民意），这个思想与他后来选择调查行业是直接相关的。
　　其实，他选择市场研究行业还是有些机缘的。他原本是可以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做老师，后来是由于论文发表的比较多，国家司法部办公厅选笔杆子选到他。他个人比较喜欢做老师、做研究，在意识中总感觉大学老师面临两种现状:“穷”， 80 年代的大学老师收入很低；第二是感觉大学老师一个人做研究的方式比较落后。
　　1992年春天，厌倦了公务员生活的袁岳准备离开司法部。他曾经面试过麦当劳经理，并且曾在四千多人选中之一，但由于司法部没有放人所以没有去成;后来希望自己开家名叫 “卓尔”小吃的餐厅，餐厅的形象是个快乐的小狗，十元钱可以将所有小吃都尝遍。构想很好，但是由于几个准备合股的朋友总想将自己的股份扩大，没挣钱就为分钱的事杠上了，餐厅的计划最终夭折了。
　　在当年的同事看来，这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他业余时间写书、翻译书，还挣到了４万元稿费。这笔钱后来成为他创业的原始资本。
　　
　　最终选择调查行业
　　
　　无论怎么样选择，他脑子里始终认准要做研究。但那时候的调查市场还很不成熟，也没有太规范的操作模式。因为当时中国也没有这样的研究，还是一个新鲜的事物。1991年，他有幸遇到美国盖洛普来中国洽谈合资的人，盖洛普让他看到了商业上成功的范例，也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赚钱的行业。这对于他选择经营性的研究行业是一个重要的帮助。
　　但是，这些启发和构想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合时宜的：谁都搞不明白，调查公司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甚至有些老人认为他们是白天睡觉，晚上偷偷出去抓人。他的父母也无法理解他的举动，他母亲曾经问过他，“你的公司到底是干吗的？你下海我不反对，哪怕你做倒腾衣服的买卖都很好，至少我可以看到，早上进了多少，晚上卖了多少，中间加减就知道你赚了多少，这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可是你现在做的什么谁也不明白？”他们认为他脑子有问题，放弃了做官，而去搞个体户。只有袁岳自己知道，这一直是他的爱好——一种将信息变成商品的爱好。
　　面临公司取名的时候，他又受到启发：一次他碰巧到广州出差，看到一个公司叫做“1+1”，他问老板为什么取这个名字，老板告诉他：公司从1到 10都叫过。他当时就想到，如果我办公司就取名叫 “零点”。后来公司设计logo的时候，要给公司名称一个诠释，当时的含义是“从零起步”，毕竟整个调查行业都是刚刚起步。
　　于是，注册13万元人民币的“零点”1993年1月９日正式出场了。
　　
　　创业之初的五年，公司基本上没有赢利
　　
　　创业之初的五年，公司基本上没有赢利，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于公司做了许多看起来就不赚钱的研究，如中国私营经济状况调查、全国投资环境评估调查等。比如公司成立时接的个项目是做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调查，做这个项目时，他们只有6个人和很少的一点钱，当时就做不做这个项目，大家看法也不同。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厦门荣滨集团吴国荣先生非常赞赏他们所做的工作，他说，“现在大家都是天天忙着搞钱，而你们却在做这种看起来就不赚钱的事，还是与我们有关的，我义不容辞的要支持你们”，他当即为这个项目支持了32.5万元钱，这样的支持在过去发生过三四次，虽然在创业的年到第五年，他们几乎没有挣过钱，但也从没缺过钱，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得到支持。这些调查后来都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同时也为公司积累了足够的声望。到了1997年之后，公司发展进入了快车道，成为拥有自有客户和自有研究技术的公司，而且从那时起100%都是客户主动找上门的。
　　1999年之后，公司发展走向成熟期，他开始起用一些年纪更轻的人担当总裁职务，自己脱产去哈佛学习。
　　
　　连滚带爬地进哈佛读MPA
　　
　　1999年，他受到哈佛邀请，当时他得到了香港一位商人的资助。而在那一年，袁岳放不下零点调查的业务没有去成。他回忆当时的情景：“开始接到邀请时，反应是公司的一大摊事怎么放得下，觉得现在走不了。因为你作为一个所有者的话，不管你用谁，总是想发挥作用的，而中国民企不同于西方的重要一点是，中国的所有者对企业的控制力要大得多。”只过了一年，这位商人便停止了资助，而袁岳也想通了——应该去哈佛。他说：“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对于公司来说，不见得就是个光芒，因为我压制了其他人的积极性。但是所有权和经营权脱钩的工作迟早要做，而且晚做不如早做，被动不如主动，出国正好为给我提供了一个比较自觉的机会。”
　　2000年夏天，袁岳又幸运地成为为数不多获邀到哈佛大学攻读MPA的人。虽然他为此损失了50万人民币，到哈佛后更面临着要艰苦努力学习直到毕业的阶段。就这样，为了能通过所有选修课，他几乎每天晚上做作业到两三点钟。他经受了不同的系统训练、被强迫写团队论文等。用袁岳的话讲，他是连滚带爬地进了哈佛成了哈佛的学生，又连滚带爬地出了哈佛成了哈佛的毕业生，而且还是当时中国人不太熟悉的MPA毕业生。
　　哈佛之行，在袁岳看来是一个机遇，读了整整一年MPA。他发现自己受益匪浅。在哈佛这家善于经营校友资源的学校里，他变成了效益群体中的一部分，得到了项目和联系。他也明白了，哈佛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理由挣学生的钱。
　　他发现，整天在哈佛张贴招聘广告的是咨询公司，而很多咨询顾问也在哈佛做客座教授。“这里出现的人都是重要人物，而咨询业正是为他们服务的”，他说。
　　他还见到了AC·尼尔森，这是美国电视咨询的，也见到了《华盛顿邮报》的咨询专家。他不停地拜访，做讲座，与中介团体见面。这些资源和见识，让他决定把传统的朴素研究提升到策略性研究上，把研究问题提升到解决问题上。这便是他回国后，立即创办了前进策略公司的原因。
　　在外人看来，经历了成功创业之后的袁岳是个成功企业家，因为在许多人的眼中，调查业是个有些闷的行业，许多人做不了多久就会转行，而他从事这个行业十多年，而且至今乐此不疲。因为“挑战性”是他选择调查行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