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双保险”下昭示中国式纠结

当今中国越来越像一座大围城，这种围城现象集中体现在新一轮的海归潮及国内富裕阶层的又一轮移民热。

　　情景一：在美国的一个中国朋友，自己创办了一家科技公司。虽然他一直都对我说，喜欢自己现在做的事，但我知道他日子一直过得都很辛苦。前些时候，他和中国南方的一家科技园区联系上，据说对方可以为合适的团队和项目提供优厚的条件，光是安家费就有几百万元人民币。这老弟人在国外已待了很久，言语之中对国内的种种机会颇为神往。

　　情景二：在中国的一位朋友，早年在电信行业挣到了第一桶金，后来转战房地产和证券业，现在身家数亿。此人始终对北京的空气抱怨连连。如今女儿大了，到了上高中的年龄，一直遗憾年轻时没能来美国潇洒走一回的这位老兄，开始着手铺垫闺女的前程。我们上次在北京一起进餐时，他就向我表达了赴美投资移民的想法。前几天又给我发短信，说准备在美国出手买房了。

　　在做海归人数统计的时候，除了表面的数字外，我不知道有关部门有没有搜集更具体的数据，了解一下海归群体里面有多少比例的人是拿了国外的身份后回归的。同样，相信也有不少国人想了解新富豪或精英移民出城后，有多少人的财源依然还在国内。我之所以觉得有必要了解这方面的信息，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双保险”的海归和那些身在曹营但“钱”系中国的精英们，能更好地帮助大家解读这种中国大围城现象──在围城内外穿梭的两种人，也许昭示的是同一种值得忧虑的中国式纠结。

　　我对某些海归颇有微词，主要是因为不少海归“皆为利来，皆为利往”，而在人文领域对当今中国的贡献绵薄。最近国内发生的某知名海归学历造假事件，或许只是一个美籍华人利用中美两地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忽悠了现代职场集体智商的闹剧，这些人时有提到的“爱国”，或许也只是个人营销语言而已。

　　另外，国内有关部门对海外人才挖掘和甄别能力的欠缺，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海归整体质量的发展。记得曾与在美进修的一位部级干部聊天，谈到了体制内接纳海归的问题，他的看法是目前质量过硬的海归还是少，真正好的在国外也不缺伯乐来识金镶玉。还有一次，我参加科技部在哈佛的一次讲座，其间一位老华侨对国内来的各种所谓人才招聘团大加批评，说他们只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海外人才到底身在何方以及这些人能做什么、做过些什么，根本没有做过“家庭作业”。

　　中国依然在高速发展的经济，无疑是众多海归回城的主要动力当然，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个人始终认为，和海归回城淘金一样，移民应该是社会个体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作出的正常选择。而中国真正需要直面的现实就是，如何才能从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淘金场，变为国人实现中国梦的希望之乡？

不容回避：澳洲各大学间存在水平差异

　　风雨连绵的澳洲高等教育界最近又迎来了一次打击。在上周于澳洲首都堪培拉举办的沙特文化展上，沙特阿拉伯的高等教育部长KhaledbinMohammedalAnkary表示说，沙特应当把资助本国学者留学澳洲的奖学金只颁发给那些就读于澳洲八大名校的人。沙特文化参赞AliMohammedalBishr也赞同这个观点，称奖学金的颁发对象应当限制在那些在澳洲“高档”大学中念书的人，而不应当浪费在那些“中低档”大学上。

　　此言一出，澳洲高等教育产业一片哗然。代表澳洲各大学利益的行业机构UniversitiesAustralia认为沙特人的话语给澳洲高等教育产业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UA主席PeterCoaldrake在写给沙特文化参赞的信中要求沙特方面收回这一不实的评论，并表示“澳洲所有大学都是经历了层层质量考核的。这些严格与严谨的考核制度确保了澳洲所有大学都拥有极高的教学水平和科研质量。”

　　沙特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是翻译方面的错误导致澳洲人误解了沙特方面的意思。沙特的留澳学者奖学金的新政策仅仅是为了鼓励学生在选择学校时尽量优先选择澳洲八大名校，并没有歧视或诋毁澳洲其他大学的意思。

　　沙特方面称，由于目前很多沙特学者在留澳时选择的学校都是八大名校以外的大学，所以为了增加沙特学者在澳洲八大名校中的人数，沙特便对其奖学金政策做出了调整。

　　不过，在沙特方面对其早前评论做出澄清的同时，一些澳洲学者却并不认为澳洲的大学都是相等的。学者DavidLloyd就以不同品牌的汽车位列，指出澳洲各大学之间存在着差异。

　　Lloyd先生指出，虽然本田爵士（HondaJazz）和阿斯顿.马丁（AstonMartin）同样都是汽车，同样也都符合澳洲的各项安全和环保指标，但如果买车者荷包充裕的话，那么相对昂贵的阿斯顿.马丁一定会是他们的首选，因为价格的高低本身就说明的两款汽车档次、质量与水平的差异——那么，同样的，当沙特国王不惜为沙特学者掏腰包，资助他们来澳洲留学时，在一个非八大名校的大学所提供的学费15,600的MBA课程和一个来自八大名校开出的学费52,000的MBA课程之间，沙特人也一定会优先选择昂贵的八大名校课程。

　　Lloyd先生还认为UniversityAustralia不仅应当接受澳洲各大学之间存在差异这一现实，更应当对此感到高兴。因为当澳洲政府希望令澳洲40%的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时候，能够完成这一政治指标的并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八大学院，而是八大学院之外的其他澳洲大学——毕竟澳洲八大名校自建校以来只负担了全澳人口5%的高等教育工作。

　　Lloyd表示，就如同不同档次产品有着不同的市场定位一样，沙特人希望自己的学者走进的是高档次的澳洲大学。他认为这一选择应当得到理解，而不应当被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