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堆外企对加班文化不敢说“不”

    今年的“五一”刚刚过去，普华永道25岁的初级审计员潘洁没有等到自己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劳动节假期。4月10日，这个入职仅半年的海归双硕士因过度劳累诱发病毒性脑膜炎去世。生前，潘洁一直在微博上抱怨经常性的熬夜加班，现实中，她从未为自己应享有的休息权益而提出异议。

    在潘洁疑因“过劳”而死后的一个月中，记者走访了她的父母、留学时的同学和同事后惊讶地发现，在早已过了正常下班时间数个小时后仍灯火通明的“四大”办公室里，从电脑上闪烁到深夜的加班窗口中，那些和潘洁一样年轻的海归，仍继续以“过劳”的方式度过“劳动节”，以敬业的理由透支着健康。

    而记者采访到的其他机构，市人保局、区总工会等政府部门却对潘洁能否按工伤赔偿、“四大”为何没有组建工会等关键问题保持沉默。由此看来，潘洁之死凸现的海归白领在维权中的尴尬仍将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焦点 1过劳死？工伤？

    普华：并非过劳致死

    专家：按工伤索赔不乐观

    记者在普华永道管理层就潘洁一事群发给全体员工的电子邮件中看到，“对于潘洁的离世，我们深感悲痛，但必须要澄清的是，潘洁并非过劳死。”

    “我是累死的吗？”潘洁即使复生，也很难说得清这个医生都不敢下定论的事。曾参与抢救的华山医院医生告诉记者：“过度劳累肯定会导致免疫力下降，让病毒有可趁之机。但要肯定地说因过劳而导致死亡，很难获得直接医学证据。”

    潘洁用微博记录的生命最后两个月，似乎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困得像猪头一样，对着电脑就睡着了”、“两脚发飘”、“在公司吃外卖，真心想吃顿住家饭”……尽管潘洁没有直接倒在办公桌前，但不可否认，超负荷的工作量依然是直接导致她死亡的诱因。

    “过劳死问题最早源于日本。”上海成功综合律师事务所所长、曾留学日本多年的臧广陵律师告诉记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日本开始出现严重的过劳死问题，此后，日本政府将工作过度列为“职业灾害”。

    “日本制定了《劳工安全健康法》等专门的法律，对‘过劳’的认定、赔偿标准、企业责任、政府责任等进行详细规定。但是中国还没有正式立法，潘洁的死也不属于工伤，只能按劳动合同上规定的给予相应补偿。”臧广陵说。

    潘洁之死能否以工伤索取公司赔偿？曾留学澳大利亚的上海律师陈杰表示并不乐观：“我国目前没有过劳死的法律规定，要按工伤赔偿只能依照《工伤保险条例》。按照这个条例，要符合三工原则才能算工伤，即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原因。而且受伤者死亡时间必须在事发后的48小时内，否则将得不到工伤标准的赔偿，而只能按照我国上世纪50年代出台的一个规定获得一些补偿。”

    对于记者提出潘洁的赔偿问题，普华永道市场推广及传讯部经理陈颖始终以“考虑到潘洁家人的情绪，不适合作任何回应”来回答。

    焦点2海归扎堆的“四大”

    何时组建工会？

    市总工会：今年敦促加速

    员工：没有魄力挑头

    4月26日，潘洁去世后的第16天，普华永道向全体员工发出了2011年度体检通知，员工小西有些“惊喜”：“以前都是我们自己去体检公司来报销，组织体检还是第一次。”但通知中明确规定“在普华永道工作满两年且2009年7月1日后未向公司报销体检费用”。这使得工作未满两年的小西体检计划泡汤，“这好像并不是为员工考虑，只是出于形式。”

    记者发现，普华永道一直宣称员工是其“取得成功的核心力量”，并制定了“员工关爱计划”，向员工提供健康讲座等活动，但是，员工最基本的法定权利——组建工会，却始终没有实现。

    为此记者专程走访了卢湾区总工会，组织科负责人向记者明确表示，注册在卢湾区的外资企业有将近一半建立了工会，大部分外资企业对于建立工会持积极态度。但对于普华永道何时建立工会等细节问题始终三缄其口。根据上海欧美同学会去年年底做过的一项调查，大型外资、合资企业是海归就业的首选，也就是说，海归较多的外企，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建立工会。

    多年来，普华永道、德勤、安永、毕马威“四大”会计事务所屡屡“婉拒”组建工会，一直被上海市总工会作为组建工作的重点对象。4月17日，市总工会新闻发言人、市总工会秘书长张立群表示，今年促使外资企业，特别是世界五百强企业组建工会将是市总工会重点工作之一。市总工会将会同“四大”会计事务所所在的区总工会继续敦促“四大”尽快建立工会，并通过工会就员工的工作时间、福利待遇等进行集体协商。

    记者发现，虽然“四大”没有建立工会，但员工对工会的知晓率并不低：“我们做项目时，经常涉及工会经费的审计，所以对工会的法律法规和工会作用有所了解。”一位“四大”员工告诉记者。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普华永道海归员工则认为，本地劳动保障部门之所以不作为的更深层次原因是，“会计公司属于服务行业，而服务行业的税收全部归地税，纳入地方财政收入，因此地方劳动部门对这些问题常常是睁一眼闭一眼。”

    但是，对成立工会，员工们心存顾虑。在“四大”工作的海归硕士小张告诉记者：“没听说过工会，也不会主动去问。我没精力，更没魄力去挑这个头。”

    焦点3“四大”仍是

    海归就业优选？

    正方：看好职业前景

    反方：渐渐走下“神坛”

    虽然潘洁去世的当日，她所在的楼层员工哭成了一片，但多数员工的情绪已趋于平静。记者在“五一”前夕走访了位于新天地企业天地的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晚上十点大楼依然灯火通明，不时有拎着公文包、打扮得体却一脸倦容的职场人从大楼内走出，楼下的出租车亦络绎不绝。

    明确的职业提升路径、未来职业生涯的良好支撑、专业的培训和发展、加班工资、重大的责任、良好的声誉……在众多海归留学生眼中，包括普华永道在内的“四大”会计事务所一直是他们的就业优选。

    潘洁的同事小文毕业于纽约州立大学会计专业，回国后在众多OFFER中毅然选择了普华永道的审计工作。“‘四大’的员工每一到两年就有升职机会，每年都能接触新东西。而且在我们学校，学会计10个有9个是进‘四大’的。”

    以普华永道为例，第一年进入公司的本科生和硕士生的月薪分别为5500元/月和5800元/月；经理基本月薪约为3万元；高级经理基本月薪约5万元。“只要工作成绩OK，拼搏个两三年都能一步步升职。”小文说。

    相对丰厚的报酬和美好的职业前景，让许多人对“四大”抱有相当的认同感，包括其高强度的工作和长时间的加班。

    记者在普华永道全日制中国员工的《劳动合同书》第4.2条中看到，“通常情况下，甲方工作时间为周一至周五早8：30-晚5：30，甲方可按实际经营情况调整乙方的工作时间。”

    每年11月至第二年4月期间是普华永道等会计公司的工作旺季，小文说，“朝九晚五肯定是不可能的。当然你可以不加班，但谁也没有本事在上班时间就把项目做掉。干这行完全没有时间概念，我去年就有7个月的时间都在外地。”

    当然，也有人选择走出“围城”。美国学成归来的小凯仅仅在普华永道供职了半年就选择了离开，转而投奔“更适合”他的外资银行。小凯认为，在“四大”就是不停地做账，年轻人的锐气在年复一年的重复劳动中被无情地消磨，“钱是赚得不少，但是性价比太低了，我觉得‘四大’在渐渐走下‘神坛'.”

    记者手记

    民工尚懂维权，

    海归屈服“加班文化”

    “我是外地来沪民工，老板拖欠我工资，我要去投诉，谁能告诉我要去哪里投诉？”放眼全国，民工的维权意识随着拖欠工资现象的普遍而日益提高。还有地方专门展开“民工维权”专项监察行动，帮助民工讨要拖欠的工资。

    不识几个“黄金屋”的外来务工人员尚在为讨要工资闹得轰轰烈烈，带着光环的海归白领却被一个“加班文化”说服了自己。2008年以前，加班费在“四大”员工工资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以加班到晚上12点计算，可以算加班费的时间约4小时，而每小时加班费工作日为1.5倍时薪，双休日为2倍时薪，法定假日则为3倍时薪。以此计算，工作日一天拿到加班费的时间约有6个时薪。金融危机后，“四大”普遍取消或扣减加班费。安永的小马告诉记者，虽然抱怨声此起彼伏，但员工们依然如故加班赶工。“周末可以不用去，但是别人都在加班，你自然也不好意思闲着，这都是出于自愿。”

    在采访中，“四大”员工并不是没有维权意识，但唯有已经离开普华永道的小凯对记者说，“我认为建立工会是非常有必要的，美国的‘四大’都有工会，还有专门的劳动监察部门负责监视有无过度用工的现象。我希望这里的‘四大’也尽快建立此机制，这是对员工权益的保障。”

    但大部分人只能在网上发帖抱怨：“我想少一点加班，虽然我的要求很合理，可是我不敢跟我的老板谈……所以我们只能够，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工会……工会是个稳定而持续的力量，会永远坐在谈判桌上，资方的另一面。”

    海归都有

    “抢回时间”的紧迫感

    “总想着靠自己的努力把这几年的差距赶上来”

    记者在潘洁的履历里感到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在上海交通大学，潘洁一边读旅游管理本科，一边参加ACCA（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考试。ACCA是国际认可的最高级别的财务人员资格考试，2009年留学德国期间，潘洁把公认难考的ACCA证考了出来。此后，又在日本和德国拿到了双硕士。2010年10月进入上海普华永道工作。

    在发小余天寅眼里，潘洁从小到大都是非常优秀的，“她总是班上前几名，体育也好，性格开朗，各方面都挺完美的。”

    潘洁之死在海归中引起了重大反响。高中就到澳大利亚留学的上海人Arthur告诉记者：“海归回国后总有一种紧迫感。有些人出国时年纪就比别人大了几岁，有时海外留学又会比国内同龄人多读一两年，我们回来时，不少当年的同学事业都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我们总想着靠自己的努力把这几年的差距赶上来。”其实，和本科毕业即进入四大工作的同事相比，潘洁只大了不过两三岁。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律师、法律顾问徐斓回忆自己结束留学刚入职场时的经历，仍有后怕：“我那时刚工作，接受的都是公司并购的案子。白天和客户一起讨论项目，但到了晚上他们都离开了，却要求律师把这个整理出来，那个归纳好。我最高纪录7天只睡了14个小时，结果身体出现明显的机能障碍。”

    对于海归白领们的“过度敬业”，徐斓认为两种原因都不可忽视：“一种是公司和周围竞争者给你压力，还有一种是你自己对自己也有要求，想做得更好。”

    但25岁的潘洁仅仅是为了尽快完成手头的项目，不拖团队后腿。她的死并非为了“成功要趁早”，甚至不是为了功成名就那样宏伟的目标。在日益严峻的就业市场上，普通海归在日常工作中早已视“过劳”为平常。这其中折射的，是中国年轻一代在“不进则退，必须比别人更好”的强大心理压力下的焦灼。

    在以金钱、职位论英雄的当下，这成了年轻一代不得不用生命去承受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