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前辈们为什么偏爱去日本留学？

    “女国民”命名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这一女子社会身份的崇尚，表明女子国民意识的自觉与增强。正是像秋瑾一样燃烧起来的赴日女留学生，构成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强有力的中坚，谱写出最辉煌的“女国民”篇章。

　　二十世纪初，女界刮起了赴日留学热风，女国民三个字则震耳欲聋——女前辈们为什么偏爱去日本留学呢?女国民又是啥意思——和女留学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先从慈禧太后说起吧。庚子事变后，老佛爷为挽国势衰颓，下诏推行新政并实行教育改革，1903年的“癸卯学制”不仅开始认可应对女子进行教育，还具体规定了以造就贤妻良母为目标的女学内容和要求，包括以节妇、贫家女为对象，旨在培训“乳媪”和“保姆”的办女学方式等;1906年，慈禧又向学部下令实行女学并出台“严防女学堂流弊”的管理措施。这样，以1907年学部奏定的女子小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为标志，中国女子教育开始正式纳入国家教育体系。据这一年清政府学部总司所编的《第一次教育统计表》显示，当时中国人自办的女学堂已遍布全国各地，大约有15498名女学生就读于428所不同种类的女学堂。其他资料亦表明，在1903年~1908年五年间，全国女学堂的数目增加了58.5倍，形成官立、公立、私立并存的兴办女学堂热潮。

　　然而，此时追求“蛾眉独立时”及“脱男子之范围”的女界，大不同于当年踏着父兄思想足迹亦步亦趋的女先觉，早已对男性维新精英的贤妻良母式女学思想及策略不感冒，加之这一路线又被清政府原封接纳下来并大力倡导，更增加了她们的对抗情绪，女国民和女留学生便是这种反叛的直接产物。

　　女国民作为中国妇女思想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概念，第一次突破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等级序列的身份命名(不再只是父亲的女儿、丈夫的妻子和孩子的母亲)，同时也突破了单纯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命名(不再只是女子或妇女)，开始把女子性别和国民的社会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女国民命名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这一女子社会身份的崇尚，表明女子国民意识的自觉与增强。比如，何香凝在《敬告我同胞姊妹》中谈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固然是男子的义务，但是，我们二万万女同胞是和男子“同视听，同官骸”的人类，对天下兴亡的大事不能漠视。这种对国家的义务与责任感，一旦被女子视为最崇高的生命担负，便成为她们舍生忘死的追求，上海务本女学堂学生丁志先病逝前的遗言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她说：我没有其他的挂念，最不能忘的就是“国事”，这辈子不能为国而死，“我死实有憾”啊。

　　追究起来，女国民作为一个概念或一种命名的提出，和女子留学日本的时代背景与思想背景密不可分。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惨败让国人意识到向日本学习的重要，留日风潮随之而起，1903年，陈彦安女士在《劝女子留学说》中特别谈到，只有去留学，才能了解“泰岱之高，沧海之深”，“采他国长技，而为拯救同胞之计”，她认为到日本去留学是最好的选择，那里“与我国道路之隔，仅一东海，文字相同，资费又廉”，另外，中日两国女子在程度上相当，学习起来比较容易。正是在诸如此类的鼓动之下，出现了爱国女子东渡日本留学热，何香凝、秋瑾、陈撷芬、燕斌、唐群英、林宗素、吴木兰、吴弱男等都是当时的“女留”精英。其实，中国女留学生1900年就开始在日本出现了，当时不过寥寥3人，到1902年夏，人数达到20多人，以后便逐年增多(仅1907年9月成立的“中国留日女学生会”第一批学员，就达70余人)。1903年4月，胡彬夏发动女留学生组织成立了“共爱会”以“拯救二万万女子”，“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天职”为建会宗旨，这一思想宣言恐怕是明确提出“女国民”概念的最早文本。

　　秋瑾即是一个女国民精神的崇尚、鼓吹者，一个舍生取义的自觉实践者。她是冲破了重重阻力带着三岁的女儿去留学的，1904年到日本后便与陈撷芬重组已停顿的共爱会，并将其定名为“实行共爱会”，目的便是协助女子“脱男子之范围”，使她们合群、求学，得以自立，成为合格的女国民。秋瑾此时的诗文，充满了争做“国民女杰”的豪情与革命责任感，如她在《勉女权》一诗中高歌——“责任在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在《女子歌四章》中反复强调——“我女子亦国民，亿兆同胞苦沉沦”，“社会进化权力伸，我女子亦国民”。为了切实履行女国民的义务与责任，这位女杰于1906年回国，临行前一再向同胞表示，自己回到祖国要投身到光复革命中，成败虽不可知，但“已置吾生于不顾”，死而无悔;回国后，她积极联络同志，发刊《中国女报》，学制炸药，组织光复军、敢死队……直至英勇就义。可以说，正是高度融铸了女权意识与爱国思想的“女国民”精神崇尚，赋予该时妇女解放运动坚定的独立性和明晰的目标感，或者可以说，中国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正是以女国民的精神崇尚为前导而开创出来的。1907年，燕斌(炼石)主编的《中国新女界杂志》在日本刊行，这一被称做开“留日女学界组织”之女报先河的读物，集中体现出以造就“女国民”为至高目标的宗旨。燕斌在《发刊词》中指出：本社最崇拜的就是女子国民四个大字。本社创办杂志的宗旨，虽有五条，其实也只是这四个大字。本社新女界杂志从第一期以后，无论出多少期，办多少年，做多少文字，也只是翻覆解说这四个大字。本社创办的人，把这四个大字，在肚子里头，蕴酿了好几年，虽说整天挂在嘴上，逢人就讲，那听着的到底有限，所以才费尽心血，求帮告助，办起这个杂志来，仗着一枝笔，代嘴说话，宣布这四个大字的意思，好叫大家都尝了这四个大字的滋味。

　　在夏衍的剧本《秋瑾传》中，剧中的秋瑾说：我将东京看作一团火，我跳进火里去，我想，我一定会更猛烈地烧起来。二十世纪初年，正是像秋瑾一样燃烧起来的赴日女留学生们，构成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强有力的中坚，谱写出最辉煌的“女国民”篇章，如当年的《女国民歌》所唱的：明明明，二十世纪大汉女国民。激昂慷慨赴前程，觥觥自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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