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365天,中秋只是其中一天,大千世界里的每个人,在这一天都有自己的心思,自己的过法。我经历的2003年的剑桥中秋,很静,像剑河的水无声无息地流淌。
“丑小鸭”夫妻店
剑桥那一夜,我有幸认识了“丑小鸭”夫妻店。
50多名剑桥学子办的中秋月饼会,把双黄莲蓉月饼小心地切成4块,分盛在白色纸碟里,每一块里面,都露着一个晕红的香喷喷的“月亮”。
“月亮”吃进肚子里,但到晚上十点钟,肚子却叫起来,只好上街找地方吃饭,觅到一家中餐馆,店面不大,名字很特别,叫“丑小鸭”,安徒生童话里的丑小鸭。问老板,老板说因为他的店,鸭子做得最好吃。我没敢要鸭,只要了盘炒面和一杯可乐,折算下来就合人民币上百元了。
老板叫麦成基,香港人,1962年移民到英国。他穿件整洁的蓝衬衫,配着白色的活领和袖口,说话不大声,眼神很安静。问麦先生,这么晚,不回家和太太一起过中秋吗?麦答:回家?太太就在厨房里,天天都在厨房里。太太掌厨,他掌柜,这就是夫妻店。
麦说,他正打算把“丑小鸭”卖掉,因为已经做了太多年,生意不如过去好,还因为钱反正永远都赚不够。
麦雇的伙计不少。招呼我的小伙子名字有意思,叫黄歌,来自沈阳。因为他来了才知道,和牛津一样,剑桥其实也有两所大学——剑桥大学和安格里亚理工大学。但和牛津布禄士大学不一样,安格里亚理工大学不肯高攀,校名里压根没有“剑桥”二字,谁也不会把它错当成剑桥的某个学院,甚至想不到它就坐落在剑桥城。
21岁的黄歌在安格里亚理工大学读法律,虽然将来不打算当律师,可还是读得非常辛苦。他已经交了女朋友,却又认定自己至少要过30岁才会考虑结婚问题。他说自己从小父母离异,所以对家没有太深的概念,反而喜欢在外面漂,在外面闯。他同情妈妈可也理解爸爸,“因为我现在已经长成一个男人了嘛”,他解释说。
说起中秋,黄歌想起了妈妈。他给妈妈寄过羊绒衫,寄过上面登着他照片的一家英国大型超市的内部员工刊物……黄歌说:“出国后,才知道可怜天下父母心。”黄歌希望我在文章里提他,他妈妈看见会高兴。
麦比平常提前一个多小时关门打烊,招呼厨房重新准备好吃好喝,到后院里和伙计一起开怀大吃过中秋。黄歌说,麦是个好老板。
“徐志摩之于剑桥剑河,仿佛少年在想他的初恋”
剑桥和剑河的好,经徐志摩一支笔,在我看来,便李白再世也不能出其右。很多人称许金耀基、陈锡藩笔下的剑桥,也确是好,可是好处不一样。徐志摩之于剑桥剑河,仿佛少年在想他的初恋,仿佛母亲在看她的婴儿,天真温柔热情,是全心全意全然不假思索不染世故无拘无束的写法,读的人亦觉快乐,那快乐其实不来自剑桥,而来自他的心灵。有了徐志摩,在中国人眼中,便永远不会和其它国家游客眼中的剑桥一样。剑河里的野鸭很多,成群结队,第一次得见它的红色脚蹼打水的姿势甚为滑稽,令人发笑。但幼时读德兰的《求真三部曲》,黄昏时分,白天鹅从剑河上游缓缓游来的美景,却远不如我想像中那么容易得见。剑桥两日,只要稍得空闲,尽在剑河旁盘桓,却只在夜里见两只白天鹅,次日在船中见一黑天鹅,游在一群野鸭的前面,仿佛领队一般。野鸭子见船就往船帮靠,想是习惯船上客的喂食,黑天鹅却正眼也不看一下,虽然它红红的喙的形状,分明在告诉人们它与野鸭肯定是亲戚。
撑篙的小伙子是剑桥数学系学生,2003年刚毕业,最后一夏在剑河撑篙,过完暑假(剑桥10月份才开学)便要去伦敦找工作了。一听我说是中国人,马上也提起徐志摩——他在剑桥读4年书,撑了3年篙,遇到中国访客,10个有9个会跟他说起徐志摩。其实剑河两岸皆由水泥砌成,一段直线到某一点微微折一下,又是一段直线,无野草大石之幽,无柔肠百转之曲,且多数河岸不可靠近。河上十余座桥,有有趣的,也有无趣的。最奇的是河水,白天看也绿得发黑,且不见得干净。撑蒿的小伙子说下有水草,但是看不见。两岸的柳树倒影在河中,又是另一种绿色。
都说剑桥得一静字,剑河得一柔字。徐志摩笔底的静,溢满温柔的热情;陈锡藩笔下的静,寂寞如无声的叹息;金耀基笔下的静,理性而冷然的光,有点像晶莹的冰片。遇到许多中国人因徐志摩而对剑桥失望,甚至觉得文人笔下皆虚语,全该大打折扣。这也看怎么讲——期望的多,一定会有失望。再说,遇一个地方,其实也如遇人,说不清的缘份最重要,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句话用在这里最合适。
亨利的权杖成了桌子腿
我凌晨两点半能在剑河畔看到月亮,全拜素昧平生的赵杨之赐。他是剑桥大学东方学系语言学在读博士、剑桥学联副主席,不仅帮我安排住宿,而且带我逛剑桥几个最有名的学院。赵杨在剑桥泡了3年,剑桥的掌故如数家珍。一大群人站在国王学院门口照相,他单指给我看草坪角落里一棵细细的苹果树,那是从牛顿家乡移植来的,正是把苹果砸在牛顿头上的那一棵。赵杨又叫我留神三一学院大门门楣正中央的亨利八世塑像,腆胸凸肚的亨利八世,右手举的不是权杖,而是一只桌子腿。这是剑桥学生干的好事,校方白天安上权杖,他晚上给换成桌子腿,几经拉锯,校方先失去耐心,从此亨利八世在剑桥的威风就大打了折扣。我笑得厉害,也有点伤感,北大学生也好干离经叛道的事情,可结局不见得能有这么幽默。
后来才知道赵杨的周到——剑桥各所学院,富也罢穷也罢,全都有闲无钱莫进来——要收参观费。但赵杨是三一堂的成员,有权带两名客人参观,着实帮我节省了一回,住宿费也省了一大把不说,最不得了的好处是住在三一堂里面,背靠剑河,房间离河畔不过百步路。
赵杨是北大英语系老师,但讲话却像北大学生。他是河北卢龙县人,苦孩子出身,上头有7个姐姐,妈妈45岁才生下他,家庭成份不好,小时受尽了欺负。他初中毕业就上师范,一毕业就教高三班,第一批就有学生进了北大考古系。当了6年中学英语老师后,考上北大英语系读研,从此在北大扎了根。
赵杨说:“你要知道我的人生理想,准觉得好笑。”我说:“你倒是说说看。”赵杨放慢了语速:“我的人生理想,便是要对人类有所贡献。”赵杨的理想,不是花多少年弄个教授头衔,不是究竟写5本还是8本大部头专著,也不是挣多少钱买多大房子;而是他回国后,每年要给贫困地区的孩子捐多少钱,买多少书,讲多少次课。而且每年去贫困地区,一定都是自己出旅费,吃食堂——他已经这样做过。赵杨说,我讲课全讲大实话,讲自己的求学经历,特别受欢迎。我讲的东西,不说能改变所有孩子的命运,但肯定能改变他们中的一些人。
中秋的赵杨显得慷慨激昂,但我想不是因为中秋;他富有昔日北大学生的激情和理想,但我想也不是因为北大。他是因为从没忘记过小时受的苦;没忘掉自己的根——没忘,也不肯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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